参阅 | 谷牧:和江青吵架,华国锋走过来问,你们吵什么?

摘要: 张根生,第七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,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,中共广东省委原书记,中共吉林省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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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根生,第七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,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,中共广东省委原书记,中共吉林省委原书记、吉林省原省长。中共第12届中央候补委员。


谈建立特区和对外开放


2000年11月15日上午,我去深圳迎宾馆桂园,看望谷牧同志,首先问候他和夫人的身体现在好嘛?他笑着说:现在我还可以,我向你们坦白交待,每周打两次高尔夫球,在家里每天晚上还打桌球。我跟你们说啊,在我们这把年纪,运动很重要。老伴的身体不好,得了一种怪病,吃什么都不吸收,现在靠打针维持,听医生说死不了人,但治不好。


当谈到深圳等几个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对外开放,我说:你是参与中央决策,并亲自组织实施,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的。你对特区十分关心,直到退下来后每两三年还来看一看。听华国锋同志说,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对外开放,是1978年6月由你率领我国国务院代表团访问欧洲后提出来的。


谷牧同志说:这是党中央决定的我国第一个政府代表团访问欧洲。我是一位副总理,但到法国时是法国总理到机场亲自迎接,到其他国家都是国家元首接见。当时是谁提出组成这样一个代表团访问欧洲已记不清了,当时华国锋可能不敢先提出来,某副总理是不可能提出来的,但华国锋是赞成和支持的。我记得回来后邓小平先叫我去作了简要汇报,邓是很重视的。


我说据华国锋说:搞经济特区,是代表团访问回来后,向中央汇报时提出的,经中央研究后下决心搞起来的。谷牧说:访问回来后,由我亲自向中央汇报,当时所有的老帅都参加了,我汇报中提到了国外利用搞“加工区”、“自由贸易区”等形式引进外资,发展工业和外贸出口后,叶帅、聂帅、徐帅先后发言说:“谷牧同志到国外也看了,也说清楚了,过去我们只知道说自力更生,为什么外国能搞加工贸易,引进外资,而我们就不能搞呢?我看我们也应该搞。”几个老帅都很支持,中央领导人大多数人赞成,包括华国锋。


在谈到特区这个名称的由来时,谷牧说:特区这个名称是邓小平提出来的。当时有几种提法:自由贸易区,出口加工区,还有免税区、开发区等。邓小平说:就叫特区吧。邓小平还说过,我不管其他人怎么说,“特区”是我主张搞起来的。


当谈到深圳特区建设初期时有的同志重视发展工业不够,着重铺摊子、建大楼,1985年底在深圳召开的特区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指导思想时,他说:当时深圳市委有的人不太听招呼,只知道铺摊子,我找他们谈过话,说要扎扎实实抓好工业,提高产品质量,提高管理水平,要搞在国际市场上能卖的产品,有的人还听不进去。后来调整顿导班子是党中央、国务院决定的。


当谈到现在回过头来看,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,最成功的是两个方面:一是农村的改革,一是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时,我说到华国锋说:任仲夷要求在大连也搞一个特区,中央叫你进行过考察,也同意在大连建特区,还研究好了方案,当时正准备提交中央讨论批准时,这时恰好有一位大理论权威从深圳考察回来说:深圳除了国旗还是红的,其他都变白了。这样一来就给放下来了。他笑着说:这是华国锋对你说的呀?他的记忆力还很清楚,当时确有此事。


以后,我与这位大理论权威还面对面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,事情是这样的,我们写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报告,中央书记处讨论时,胡耀邦看了后很支持,说给你批转这个报告,但那位大理论家却说,转发这个报告可以,但要附一个材料,这个材料的名称叫“上海租界的由来”。那时我也是书记处书记,坐在他对面,我当即表示坚决反对。我说这个报告是主张对外开放的,怎么能附你那个意思完全相反的材料呢?我站起来说:上海租界的产生,不是上海道台的腐败,而是满清政府的腐败和软弱无能,如果是上海道台不听话,一个不听话可以换掉一个,两个不听话可以换掉两个,但这并不是上海道台的事。今天这样的事不可能出现,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。但这个报告还是没有批转出去。


我国对外开放具有速度快、规模大、效益好的特征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五六年就走了三大步:一步是建立4个特区,二步是沿海14个城市开放建开发区,三步是建立了3个三角洲开放地带。不久又接着建立海南省大特区和建设上海浦东大开发区。现在全国已经全面开放,吸引外商投资占到世界的第2位,国家外汇储备也占到了第2位。


谈华国锋


当谈到对华国锋的评价时,他说:华国锋是一个好人,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上有很大功劳,他不整人,他民主,不做坏事,他的错误主要是“两个凡是”。毛泽东给他写两句话,“你办事我放心”、“照过去方针办”,他是不会突破的。他从一个县委书记、地委书记、省委书记上来,对全国情况了解不够,缺乏经济工作经验,从资历、能力、水平等方面看,让他担任总理和中央主席职务,是一种特殊背景下产生的情况。他当然不能和邓小平等人相比。


他又说:记得有一次中央开会,会议散会时江青说:谷牧留一下。我留下后,江青追问我为什么把30万吨乙烯工程放在大庆。我对她说:乙烯是以石油为原料的,把加工设备放在原材料产区,符合经济规律要求。但江青不讲理地说:我不懂也不管这些,我只问你是谁说的把乙烯工程放在大庆的。我对她说:我知道是谁说的,但不能告诉你。但江青硬是无理的纠缠,逼我说出来是谁定的。这时华国锋慢步走来说:你们在吵什么?我向华国锋说明了原由,华一句话就把江青给支跑了,他说:这是毛主席定的。江青一听是毛主席定的,夹着皮包,一句话都没有说就走了。江青这个人完全不讲理。


谈“二月逆流”


当谈到老同志应写回忆录,把经历的重大事情写下来,用以教育后人时,他说:我已在写,还没有写完,剩一点尾巴。但他补充说:写好后不准备发表,“束之高阁,传至后代”,我怕发表后踩了谁的尾巴。像“二月逆流”事件,现在活着的人就剩下我一个了,当时的说法是:“三老四帅两帮凶”。(三老指李富春、谭震林、李先念,四帅指陈毅、徐向前、叶剑英、聂荣臻,两个帮凶是指余秋里和我)谭震林文化水平低一些,但确实是一个硬汉子,那一次中央开会是总理主持的碰头会,上列9个人都参加了,当时大家对林彪和“四人帮”一伙的反党、反革命行为极端愤恨,纷纷揭批他们妄图打倒所有老干部、反军乱军、停止党的活动,取消党的领导的种种罪行。谭震林气愤地说:很难得参加中央会议,既然参加了我就说几句,我恨我为什么活过65岁,使我看到现在这种乱糟糟的局面,今天把共产党搞成这个样子。还有一句话更不能外传,就是他说:我后悔我为什么跟着×××闹革命。我不干了!我以后还要上山打游击去,我说话就算数。说完就拿起皮包要走。这时周总理说话了:“回来!不许走,今天会议上讲的话就到这个范围为止,一个字不能外传。当时徐向前元帅也怒不可遏,大力拍桌子(手都拍坏了),说: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,一个反革命分子!到会的人都感到十分震动,当时周总理叫我作会议记录,这些话一个字都没有记上。


谈经济和计划


在谈到1976年的计划会议时,我说,当时是你主持会议,那时也是“四人帮”闹得最凶的时候,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,邓小平又被打倒了,李先念、余秋里、康世恩等几个老副总理都不能工作了,只有你还能工作。他说:那次会议是地震救了我。当时“四人帮”指定李素文、吴桂贤、姚连蔚参加领导,会议越闹越凶,北有辽宁毛远新,南有上海黄涛,相互配合,矛头指向国务院,会议没法结束。谢富治的老婆、卫生部长刘湘屏,有一次还追着问我:为什么会议没有叫她参加。我说:计划会议是研究经济问题的,与卫生部没有关系。当时“四人帮”有计划地进行一系列阴谋活动,一开始是批“条条专政”,后来矛头指向国务院务虚会,一部分中央的领导权,实际被“四人帮”篡夺了,华国锋很为难,没有办法结束。直到唐山大地震发生。我对华国锋同志说:会议必须结束,我要到唐山去组织救灾。华国锋说:会议怎么结束法?我说很简单,你只需要简单地讲几句话就行了。华国锋说:那么我们开一个很小的会,就你和我还有纪登奎参加。当时我给华国锋起草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稿,第二天晚上,由华国锋简短地讲了讲,会议就结束了。是大地震救了我。


“周总理是一位很有远见的伟人。”他接着说:记得1974年的一天,我与他乘飞机到哈尔滨,在飞越渤海湾时,他要求飞行员绕着沿海的港口飞了一圈,他对我说:世界上各发达国家,都是利用港口开展贸易活动的,因为海运不需要修铁路、修公路,运输量也大。中国过去被西方包围,不可能利用海上运输开展对外贸易,现在条件允许了,你要注重加强港口的建设,并且明确分工,以秦皇岛为基点,叶林向北,你向南,利用3年时间,将沿海港口建设好。我将秦皇岛到防城宜建港口的地点都跑了一遍。1974年前,全国只有60个万吨码头,到了1976年已经发展到100多个,增加了一倍。在1975年底周总理病危期间,我还亲自向他汇报说:总理啊!全国的港口建设工作已经提前完成了。总理听了很高兴,并且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,下了他一生中作的最后一个政令:他要我注意抓航空港的建设。但是,在那时这是不可能的。当时的机场和民航全部由空军负责管理,空军司令员不可能听我的。但我又不能不传达,于是我在国务院会议上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:要加强空港的建设。



注1:2003年8月4日,我去北京华国锋家看望,曾经问他1978年派国务院考察团去西欧五国考察,是党中央谁先提出来的?他说那时中央已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,开始重视了解国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情况,这一年曾派两个代表团去西欧、日本考察,我提出来经中央讨论同意,并确定谷牧为团长。


注2:这个代表团成员包括:钱正英、叶林、彭敏、张根生、王全国、杨波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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